「香港飛龍」標誌 本文内容： 思想市場理論及其侷限性凱恩斯在其鉅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結尾處，留下了一段名言：“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論它們在對的時候還是在錯的時候，都比一般所設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確，世界就是由它們統治着。講求實際的人自認爲他們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可是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俘虜。在空中聽取靈感的當權的狂人，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干年前學術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我確信，和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誇大了……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凱恩斯無疑說得對。事實上，當下許多熱點經濟問題，在前人的著述中幾乎都能找到影子。例如，特朗普政府推動製造業迴流、徵收關稅的政策構想，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至德國曆史學派，乃至更早的《漢密爾頓關於製造業的報告》。而廣受關注的AI取代人類勞動力的問題，也可被視作李嘉圖和馬克思討論的“機器替代工人”問題的現代版本。從這個角度看，瞭解經濟思想史，有助於提升經濟認知，增強對現實經濟與政策的分析能力，頗具裨益。然而，當我們真正翻開一本經濟思想史的著作時，往往會發現它對讀者並不那麼“友好”。如同其他思想史作品，目前市面上的多數經濟思想史著作普遍遵循一種“偉人—文本—範式”的書寫模式，即將思想的發展簡化爲天才思想家的靈光乍現、經典文本的創造性詮釋，以及學術範式的革命性更替。在實際寫作中，這種模式很容易淪爲對重要思想家觀點的機械羅列，而讀者在閱讀時也常感困惑，難以理出邏輯脈絡。例如，十多年前我閱讀經濟思想史時，曾不斷追問：爲何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提出了許多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卻被視爲“空想”，難以形成現實影響？爲何早在19世紀30年代，以古諾爲代表的數理經濟學家已提出邊際主義思想，但鮮有人重視，而到了“邊際革命”之後，它卻迅速成爲經濟學主流？顯然，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只關注思想的“供給側”，即思想家觀點的演變，還應更多地關注思想的“需求側”，即社會對思想的需要與接受。針對“偉人—文本—範式”模式的上述問題，已有不少學者提出新的研究與寫作思路，以重構思想史（不限於經濟思想史）。在衆多新興研究路徑中，一種頗具啓發性的思路是“思想市場”（marketforideas）。根據“思想市場”理論，思想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其供需關係亦遵循市場規律。思想家作爲產品的提供者，追求名譽、地位、金錢等目標，同時也受意識形態、知識結構、經濟條件和可支配時間等因素的制約。如同一般供給者，他們會在約束條件下盡力實現效用最大化，由此決定思想的供給。而需求者則包括政府、企業、學術團體以及普通公衆，他們依據自身需要評估各種思想，這一過程便構成“思想產品”的定價機制。每一次技術革命、政治變革或意識形態的劇變，都會衝擊思想產品的價格，進而改變思想市場的需求結構。供需雙方的博弈共同決定思想的均衡產出，而任何影響供需結構的變量變化，也會推動思想範式的更替。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在思想史研究中採用該理論。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菲利普·基欽（PhilipKitcher）。他關注的是思想市場的一箇子系統——“科學的認知市場”（cognitivemarketofsci－ence）。在他看來，該市場的供需關係較爲單純，科學家既是供給者也是需求者。思想的供給表現爲新理論的提出，需求則體現在科學共同體對該理論的接受度。最終，科學思想的產生與傳播，是科學家在時間、資金、聲譽等資源約束下，通過競爭與選擇形成的結果。隨後，羅吉爾·德朗赫（RogierDeLanghe）進一步擴展了基欽的研究，提出“認知勞動分工”理論，並藉助博弈論分析科學理論的生成。他指出，科學家需在“探索”（exploration）與“利用”（ex－ploitation）之間權衡，而這一平衡決定了科學進步的節奏與方向。“探索”產生新理論，而理論亦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特性。初始階段，新理論被採用者寥寥；隨着證據積累，該理論逐漸成爲主流，越來越多人選擇“利用”它。但當“利用”者過多時，邊際效益下降，一部分科學家便會轉向“探索”新理論，推動新一輪理論更迭。通過這一機制，德朗赫很好地解釋了科學領域新舊範式的更替過程。可以說，基欽與德朗赫的研究很好地展示了“思想市場”理論的解釋力。然而，當我們試圖將該理論應用於經濟思想史時，卻仍會遭遇顯著侷限。相比自然科學，經濟思想的演化路徑更爲複雜。一方面，自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創新動力主要來自學術共同體內部，因此研究時可主要聚焦於學術圈內的博弈；而經濟思想的發展則深受社會、經濟、政治等外部因素影響，研究者必須將這些變量納入考量。另一方面，正如卡爾·波普爾所指出的，自然科學中新理論的出現通常意味着舊理論的淘汰，特定時期往往只有一箇主導範式；而在經濟思想領域，新舊理論往往長期並存，形成多學派競爭的局面。基於以上問題，我們在將思想市場理論用於經濟思想史的分析時，必須先對這個理論進行擴展。從思想市場到思想價值鏈借鑑“思想市場”的思路，我們可以將思想的產生與傳播視爲一箇多環節的“知識產品”生產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第一環節是“原材料採集”，主要負責從社會現實中提取經驗素材；第二環節是“概念構造”，通過概念抽象構建認知工具；第三環節是“理論構建”，將各類概念整合爲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第四環節是“價值轉化”，將理論轉化爲具有動員力的意識形態話語；第五環節是“傳播吸收”，將意識形態話語進行廣泛傳播，最終嵌入社會制度與日常生活中。正如一般產品的價值需通過完整的生產鏈條實現一樣，思想的最終價值——即其社會影響力——也依賴於上述環節的協調運作。價值鏈的每一箇環節，均可視爲一箇獨立的子“思想市場”。在這些子市場中，存在着不同類別的供給者與需求者，各市場的結構也不盡相同。供需雙方的博弈關係決定了每一環節中思想“中間產品”的生產狀況，而整條價值鏈的整體運行狀況，則決定了最終“知識產品”的形成與擴散。當價值鏈中的一箇或多箇環節因供求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時，整個思想價值鏈便會重組，社會主流思想也可能隨之發生變遷。藉助“思想價值鏈”這一模型，我們可以將思想置於社會系統中加以考察，揭示其作爲“結構性產物”的生成邏輯。當我們追問“爲何某種思想能夠影響歷史進程”時，答案不僅取決於理論本身的邏輯魅力，更關鍵的是其背後的價值鏈是否完整，以及各環節能否契合當時社會的實際需求。一箇思想若要在現實中產生實際影響，必須完成從原材料採集到傳播吸收之間的有效銜接與“跨層級躍遷”。以馬克思主義的興起爲例：在馬克思之前，已有大量學者蒐集了19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所引發的勞資對立、週期性經濟危機等問題的實證材料。馬克思本人也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因此在“原材料採集”環節，供給已頗爲充足。基於這些素材，馬克思與恩格斯等人提煉出“剩餘價值”“異化勞動”等核心概念，並圍繞這些概念構建了歷史唯物主義、剩餘價值學說等理論體系，從而順利完成了“概念構造”與“理論構建”環節。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將抽象理論轉化爲切實的行動綱領，並藉助宣傳、教育等方式推動其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最終，馬克思主義得以從一套理論體系成長爲改變世界的思想武器。從這一角度看，馬克思主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建立起一條完整且高效運作的思想價值鏈。反觀那些缺乏完整鏈條支撐的思想，往往難以轉化爲現實力量，易流於空想。以聖西門、傅立葉爲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典型案例。他們在“原材料採集”和“概念構造”環節均有重要建樹，不僅蒐集了大量反映現實矛盾的材料，也提出了“法朗吉”（Phalanstère）、“和諧制度”等富有想象力的概念。但其在“理論構建”環節相對薄弱，未能形成嚴密的理論體系，在“傳播吸收”環節更是乏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傳播機制，最終未能將其理論轉化爲實際的社會變革力量。思想價值鏈各環節的運作需要注意的是，思想價值鏈的每一箇環節都有其獨特特徵，作爲思想市場的子市場，它們的運作也遵循各自的邏輯。（1）原材料採集環節思想的原材料根植於社會現實，幾乎所有真正重要的思想都始於對經驗材料的分析、整理與批判。對經濟現象、社會矛盾以及政策效果的觀察與記錄，往往構成新經濟思想的起點。例如，關於“大蕭條”時期經濟狀況的豐富報導和系統記錄，催生了凱恩斯主義及其後的多箇重要經濟思想流派；而對技術革命的觀察，則是創新經濟學思想產生的關鍵源頭。值得指出的是，經驗材料並不會自動進入思想創造的過程，而是需要經過一箇“問題化”的篩選環節。只有當某些現象被知識分子、政治精英等特定羣體感知，並被界定爲“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時，它們纔有可能成爲思想生產的起點。在這一過程中，那些更具典型性和衝擊力的材料，往往比平實、客觀的記錄更能引起注意。因此，至少在思想專業化尚未確立之前，相較於“客觀性”，“典型性”或“準確性”往往纔是衡量原材料收集者成果的重要標準。例如，相較於《荷馬史詩》或《工作與時日》，記錄在莎草紙上的古代賬目雖然更具客觀性，但對思想啓發的意義卻往往不及前者。儘管在當代社會，已有大量統計學家、記者等專業人員從事經驗材料的蒐集工作，但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這一任務往往由作家、詩人等非專業人士“兼任”。顯然，他們的寫作動機並非是爲經濟思想提供素材，而是試圖通過作品贏得財富、聲望與社會認同。只有在經濟相對繁榮、社會成員擁有足夠剩餘產品以支持文化消費的條件下，他們的願望纔可能實現。因此，至少在前現代社會，“原材料採集”這一環節的運作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2）概念構造與理論建構環節與“原材料採集”不同，在“概念構造”和“理論建構”這兩個環節中，思想的主要生產者往往是專業的理論人士。當然，部分概念也可能首先在公衆輿論或非正式語境中出現。例如，“經濟泡沫”（EconomicBubble）最早出現在關於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的報道中；“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一詞也首先見於17—18世紀商人的日記、報刊專欄與貿易雜誌。但若要基於這些概念進一步構建系統性的理論，仍需經過理論化的“轉譯”過程，而這一過程通常只能由具備理論素養的專業人士完成。在不同歷史階段，這類理論人士的身份各異，可能是古希臘的哲學家、中世紀修道院的僧侶，或是現代大學中的教授。儘管身份差異顯著，但他們在偏好結構上卻呈現出某些一致性：相較於經濟利益，他們更在意理論爲其帶來的聲譽與認同；相較於公衆輿論，他們更看重學術共同體的反饋。儘管部分理論家也關心思想對政策與社會的影響，但大多數人仍更專注於理論本身的完善與演繹。正因如此，思想價值鏈在這兩個環節上，往往形成一箇以專業人士爲主體的“內循環”市場。這一機制的優勢在於能夠使理論沿其內在邏輯持續演進，較少受到外部干擾；但同時，它也存在脫離現實、斷裂於社會實際的風險，進而造成思想價值鏈的中斷。（3）價值轉化與傳播吸收環節若將思想類比爲商品，那麼“價值轉化”與“傳播吸收”這兩個環節就對應於商品的“營銷”階段。“價值轉化”主要負責對理論進行價值層面的包裝，核心在於將中性的學術理論轉化爲帶有善惡判斷與行動號召的政治話語。例如，從《國富論》中理性的市場分析中提煉出“自由放任最優”的信條，並將其作爲反對政府幹預的政治主張，便是價值轉化的典型體現。在實踐中，要實現這種轉化，往往需要錨定特定的目標羣體，並結合其偏好與需求，爲理論賦予明確的道德內涵；有時還需爲其描繪一幅理想化的未來圖景，增強其行動動力。而“傳播吸收”環節則負責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俗化處理，通過媒體、出版、教育等傳播機制，將這些經過價值包裝的思想推送給更廣泛的大衆。作爲“營銷”的承擔者，這一階段的思想推動者有時並不關心所傳播理論的原始意義，而更關注其能否“銷售”成功，以及能爲自身帶來何種“回報”——這種回報通常是政治或經濟層面的，而非學術性的。爲了實現“思想產品”的成功推廣，他們可能對理論進行簡化、片段化甚至重新詮釋，將其轉化爲簡明有力的口號、標語或敘事框架。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出於傳播便利或策略需要，對理論本身進行有意刪改與重構。從這個角度看，經過包裝和傳播的思想，往往已非理論原貌，而成爲一種新的思想形態。遺憾的是，現實中我們接觸到的衆多“經典思想”，其實都已被這樣一種“營銷邏輯”深度加工過。思想價值鏈的耦合和重組思想價值鏈的各個環節之間存在“結構耦合”，這是其能夠穩定運行的基礎。在這種耦合狀態下，原材料層的問題能夠與概念層的抽象能力相匹配，理論層的解釋力支撐意識形態層的動員力，而傳播層的效率則保障思想在制度與日常生活中的嵌入深度。然而，一旦出現外部衝擊打破了這種耦合狀態，思想價值鏈就可能發生重組。在這一過程中，新的思想會湧現，與舊思想發生激烈碰撞，並最終促成一條全新的思想產業鏈的形成。在外部衝擊的作用下，思想價值鏈的重組通常會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失衡階段。在這一階段，價值鏈中的某一環節出現功能障礙，從而破壞原有的結構耦合。例如，原材料採集環節所提供的信息不再與既有理論相契合，或者傳播層無法適應新媒體的變化等，都可能引發系統性失衡。第二個階段是斷裂階段。在這一階段，原有思想價值鏈的破壞導致舊有思想的社會傳播效率顯著下降，與此同時，創造與傳播新思想所帶來的相對回報顯著提升，進而推動新舊思想之間的地位發生逐步轉移。第三個階段是重構階段，新的要素逐步進入價值鏈的各個環節，推動一條新的思想價值鏈緩慢但穩定地建構起來。這種思想價值鏈的重組過程，有時可能通過漸進的方式實現——例如學院派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與修正；也可能是以激進革命的方式展開——例如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就是伴隨一次深刻斷裂而實現的變革。但無論路徑如何，其本質都是社會系統對原有思想結構的重新塑造。從機制上看，思想價值鏈的重組可以區分爲五種典型模式。第一種是“上游斷裂”，即原材料層的失效。當社會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主流社會矛盾發生轉移時，支撐原有主流思想的事實基礎便可能瓦解。新的社會經驗與舊有理論之間的衝突，往往會激發思想上的重新思考。例如，在19世紀，自由競爭被廣泛認爲有利於經濟發展，這種觀點構成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經驗支撐。但到了19世紀末，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經濟危機的頻發，逐漸動搖了自由放任主義“市場自動調節”的神話。正是新事實與舊理論的張力，推動了凱恩斯對古典學派的系統性反思，並催生了“凱恩斯主義革命”。第二種模式是“中游重組”，即理論範式的更替。這通常發生在學術體系高度專業化的背景下，思想的生產主要由學術共同體承擔，收益也主要來源於其內部機制，如職稱、獎項與同行評價。在這種結構中，理論生產者往往首先考慮如何回應“圈內”的理論標準，而非社會現實的急迫問題。一箇典型的例子是“邊際革命”。自19世紀70年代起，經濟學的研究範式開始由古典主義向邊際主義轉變。與此前古典經濟學的興起以及之後“凱恩斯主義革命”的廣泛社會動員不同，這場變革更像是一場由學術共同體主導的“圈內革命”。在這場變革中，學界成功地對“價值悖論”等純理論問題提出瞭解釋方案，並推動了數學方法在經濟分析中的引入。然而，對於當時社會廣泛關注的現實問題，例如工業革命所引發的失業、收入分配惡化等，邊際主義並未提供優於古典學派的解答。實際上，許多學者認爲，在理論與現實的結合方面，邊際主義及其延伸出的新古典經濟學甚至不如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斯拉法指出，李嘉圖的分析方法更能準確刻畫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對經濟長期動態的解釋也優於邊際主義者的框架。制度主義學者如凡勃倫、加爾佈雷斯等人亦認爲，古典經濟學對社會結構與歷史演化的關注，更有助於理解現實經濟的複雜性，而強調個體理性選擇與邊際效率的新古典經濟學在這方面則顯得空洞和薄弱。第三種模式是“下游反哺”，即實踐經驗反過來促發理論反思。經濟思想具有高度政策導向性，現實政策的成功或失敗常常構成理論合法性的重要驗證機制。特別是在政策失敗的情況下，原有理論的信任基礎可能崩塌，從而催生新理論的誕生。二戰之後，歐美國家普遍以凱恩斯主義作爲政策指導，寄希望於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控需求，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然而，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現象揭示出凱恩斯主義的侷限，促使經濟學界重新審視宏觀調控的基本假設，並推動貨幣主義、理性預期等思想的興起。第四種模式是“傳播革命”，即新的傳播渠道引發的思想變革。在經濟思想的演進過程中，除了理論的直接建構者之外，理論的傳播者也可能成爲推動範式轉變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當今媒介技術高度發達的背景下，一些原本處於學術邊緣的非主流思想，藉助包裝與傳播策略，有可能實現話語地位的躍升，甚至取代既有主流，成爲新的思想中心。“現代貨幣理論”（MMT）便是一箇典型案例。這一理論最初並未出自主流學院派，且長期因其“財政赤字貨幣化”主張飽受詬病。然而，隨着伯尼·桑德斯等政治人物發現其與自身政治立場的契合，並藉助社交媒體平臺強力傳播，該理論迅速獲得了輿論關注。在金融危機後高債務現實的映襯下，MMT逐漸進入主流政策討論的視野，完成了從學術邊緣到制度核心的躍遷。第五種模式是“多鏈競爭”，即不同思想價值鏈之間圍繞現實議題展開並存式競爭。如前所述，在經濟學這樣的人文社會學科中，各種思想之間的關係往往並不表現爲單線性的範式更迭，而是以學派之間的競爭形式展開。基於不同的理論立場和分析框架，通常會形成多箇相互競爭的學派。這些學派圍繞若干關鍵的理論或政策議題展開爭論，競爭的結果可能是某一學派在特定時期內脫穎而出，構建起在社會上佔據主導地位的思想價值鏈；也可能是多箇學派之間的相互吸收與融合，逐漸形成一條更加包容性的思想“主鏈”。當經濟與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革，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格局出現重新配置，不同羣體紛紛尋求爲自身立場提供理論支撐的思想資源時，這種“多鏈競爭”的情形尤爲常見。例如，18世紀法國重農主義與重商主義之間的激烈爭論，實質上反映了土地貴族與商業資產階級在思想話語權上的較量。最終，重農主義提出的“自然秩序”理論因更契合新興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被古典經濟學吸收爲其理論基礎；而重商主義中的若干觀點也被納入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中。融合了兩者精華的古典經濟學，最終成爲當時社會主流的經濟思想體系。 (本文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 --------------------------------- |
本網站是"非商業"(non-commercial)。 暫統計至2025年6月8日，本網站共52823篇文章。 本網頁使用CDN cache緩存，顯示的網頁內容可能並非最新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