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多和田葉子：語言不是出生地，而是一種選 - asiasworldcity.hk

「香港飛龍」標誌

本文内容：

1987年初冬，漢堡的易北河畔天氣已經轉冷。多和田葉子住在一間面朝河道的小公寓裏。她用膠帶將一張手寫告示紙貼在窗邊：“此處有售日語與德語雙語詩集《唯有你在的地方一無所有》，一冊二十五馬克，有意者請按門鈴。”她並不覺得這舉動有什麼突兀之處——書多賣一冊是好事。她在小說《捕雲記》中，以回憶的方式寫下了這段經歷——“那是我人生中出版的第一本書。”這本由一家名爲“破產出版”的公司推出的詩集，爲她在德語文學世界打開一扇微妙的縫隙。從那扇縫隙中，多和田葉子觀察語言如何呼吸，如何掙脫秩序，如何帶人前往未知之地。三十八年過去，她依舊在用德語和日語雙語寫作，已是最具國際影響力、被認爲是最有可能摘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之一。正逢多和田葉子的新著《獻燈使》在中國出版，《經濟觀察報》以文字訪談的形式，與她進行了對話。1960年，多和田葉子出生於東京，父親在書店林立的神保町經營一家外文書店，她從小浸潤在多語言的環境裏。早稻田大學畢業後，22歲赴德留學，隨後定居，並前往瑞士完成博士課程。她至今已在德國生活四十餘年，通曉包括俄語在內的多種語言，不僅是作家、詩人，也是劇作家和翻譯家。如果繼續從她的作品中截取片段形象，那麼就是——她總是出現在機場、車站，出現在飛機、火車、計程車上，去往一箇個或者陌生、或者熟悉的地方，每年坐飛機的時間越來越長。幾十年來，多和田葉子始終以“旅人”和“語言發現者”的身份自居。年輕時的多和田葉子做過橫跨西伯利亞冰原的長旅，放浪於印度，曾在歐洲邂逅了一位能用異常流暢的日語做精雅表達的外國人。這場交談讓她產生了一種想法——日語在外國人眼中究竟是什麼，如果從外圍遠觀日語，將會看到什麼樣的風景。這段經歷決定了她的文學出發點。由此，她以新的角度打量並捕捉自己的母語，從母語的“束縛感”中逃離，開始了在日語和德語之間的遊走，有意識地讓自己成爲了一箇“語言難民”。比如她在第一本詩集裏，創新性地將日語豎排與德語橫排設計在一起，讓讀者穿行於兩種語言的縫隙之間。這種大膽實驗昭示了她的核心文學觀：語言從不是透明而中立的載體，而是有生命的主體，可以自行言說。“語言或國籍本身與個人的身份認同並無相關。”她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對於作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選擇‘用哪種語言寫作’。”20世紀90年代後，多和田葉子看到了一箇“界線”逐漸消失的世界，從前固若金湯的男性權威開始相對勢弱，性別與權利的邊界發生着動搖，這讓她的創作擁有了固定的主題：在新世紀裏，如何超越既往的各種界線。於是在她的作品中，《裸眼》裏的越南女孩在巴黎流浪，誤入黑暗的電影院，孤獨地成長，儘管不懂法語，卻可以用自由的裸眼，從電影裏看到超越字幕解釋的更多義的故事。而《雪的練習生》，讀者將書讀到最後，才發現這是一本曾經是莫斯科馬戲明星的北極熊寫的自傳。《狗女婿上門》便如書名，東京多摩川畔的北村老師和一箇不請自來的“犬男”過起了二人生活。在《獻燈使》裏，主人公無名的母親也許是一隻仙鶴。不僅是情節與人物在跨越邊界，文字本身的定義也在多和田葉子手下出現了自由的變化。《飛魂》裏沒有具體的年代和地點的設定，日文原文中大量使用漢字，除了故事情節，多和田追求的是一箇一箇漢字本身的筆畫結構性美感。在這本書中，漢字和日語假名混合在一起，假名像海水，漢字則像海水中浮現而出的礁石，閃爍着精緻的光澤。她還在書中自造了許多四字成語，如果出聲朗讀文章，這些四字成語能體現出一種異質的音韻節奏美。2000年前後，多和田葉子的創作進入新的階段。她開始更爲直接地書寫旅人、移民、流徙者的經驗，關注邊境政治與文化結構。小說《球星時間》《獻燈使》《開孔F的初戀節》《散落在地球上》等，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對個人身份的深度探問。她在用日語寫作的同時，也以德語文學獲得了獨特地位。她的德語作品如《語言警察與多語言遊戲者》《我的小拇指是一句話》《保羅·策蘭與中國天使》等，在德國文學圈引發廣泛關注。2018年，多和田葉子獲得了德國重要的文學獎“克萊斯特獎”。評委評價她“通過精細而自由的語言實驗，擴展了德語文學的邊界”。多和田葉子在一次採訪中曾說：“用德語寫作時，我感到自己是語言的移民。語言不是出生地，而是一種選擇。”這種對語言不確定性的敏感，使她在國際文學界獲得廣泛共鳴。“我認爲世界文學中最重要的是翻譯。”她說，“翻譯者必須兼具對母語與外語的文學知識和文學感受力。”而她的作品，正是對譯者提出最大挑戰的類型。縱觀多和田葉子的作品，她是一箇獨特的文字遊戲者。從她的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她自造的新詞，錯位的比喻。她還喜歡將漢字本身的筆畫拆解開來，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以此提醒讀者，“字面意義”從來不是語言的唯一正解，文字本身就是有靈之物。2018年，她的小說《獻燈使》的英譯版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但譯者只譯出了其中的一章，而且必須在譯文中直接插入解釋，其餘章節因語言結構與漢字遊戲過於複雜，被迫放棄。同一本書的中國臺灣地區的繁體中文版，採用了保留原文用字的譯法，捨棄了語言遊戲的多義性。2025年出版的同書簡體中文版，採取“歸化翻譯”的方式，保留了原作的靈動。面對同一本書，不同的譯者做出不同的取捨，讓她的作品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對此，多和田葉子豁達地表示“譯文如何取捨，全權交給譯者處理”。在她看來，作者與譯者都是在填補語言與文化之間隔閡的尋路人，是遊離於兩種語言的擺渡者，作者與譯者攜手，文學才得以跨越語言界限，傳播延續下去。|訪談|語言、寓言與世界文學（編者注：以下爲多和田葉子訪談摘錄）小說《獻燈使》是多和田葉子近年來極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書中描寫了一箇並不遙遠的未來，日本在一場毀滅性的核災難後，環境遭到嚴重污染，政府奉行嚴格的鎖國政策，現代生活方式瓦解。更爲奇異的是，社會結構發生了倒置——年長者被剝奪了死亡的權利，只有無盡地活下去，年輕一代則天生羸弱而聰慧，註定短命。荒誕而又日常的超現實敘事手法，讓小說散發出一種既未來又蒼老的獨特氣息。《經濟觀察報》：《獻燈使》這部作品是如何構思出來的？創作靈感源自何處？故事中描繪了一種未來的日本社會，即“老年人長壽但極度虛弱，年輕人短命但聰慧”，這種設定是否包含了某種象徵意義？您希望傳達怎樣的訊息？多和田葉子：在《獻燈使》中，我設定的是“老年人長壽，體力和意志都很強大；年輕人體力弱，但聰慧”。這裏所說的“聰慧”，是指年輕人已經領悟到，爲了追求金錢和權力而去傷害自己和他人的行爲已經毫無意義。這種設定並沒有象徵意義，是我對當下的日本現實社會做出的稍加誇張的描述。《經濟觀察報》：在《獻燈使》中，語言似乎具有特殊作用。例如，日本成爲一箇閉關鎖國的國家，切斷了與外國及外語的交流。這一情節設計背後有怎樣的用意？多和田葉子：閉關鎖國的現象和心理狀態，也是我親身觀察出的現實。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日本人出現了一種不願出國的趨勢，出國旅行和留學的日本人數明顯減少了。我認爲這是一箇危險的趨勢。儘管並非每個人都必須離開日本去過海外，但無論哪一時代，“留在故鄉的人”與“走向國外的人”之間的平衡都至關重要。然而，我注意到自2011年以來，日本出國的人口比例似乎過於明顯地下降了。此外，從2020年開始，由於疫情危機，不僅日本，在世界各國，跨越國境都變得十分困難，我寫《獻燈使》的時候，疫情尚未發生，因此我把閉關鎖國視爲日本特有的傾向，後來我意識到，這種閉鎖現象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經濟觀察報》：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時，您身在德國，震後曾兩次前往福島，和各種各樣的人們交流，這些經歷是否對小說創作有所啓發？多和田葉子：是的，東日本大地震發生時，我正在柏林。後來我兩次訪問了福島縣，與英語補習班老師、公司職員、農業從業者、魚店店主、退休人員、陶藝家、僧侶以及學生等各類人士進行了交流。《獻燈使》的故事雖然並不設定在福島，但我在福島聽到的各種講述確實爲我創作小說提供了重要參考。此外，我也參考了水俁病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相關資料，從中獲得了靈感，可以說，《獻燈使》是一部以廣義上的“工業污染公害”影響爲主題的小說。《經濟觀察報》：語言禁令的設定有什麼背景嗎？多和田葉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禁止使用來自美國的外來詞彙，我認爲這是非常愚蠢的政策。然而現在的日本社會卻走向了另一箇極端，即過度使用來自美國的外來語。問題不在於外來語數量多或少，我擔憂的是，人們的大腦會被那些與IT技術和商品一起以商業目的湧入日本的外來詞彙所控制。我覺得這種事態令人遺憾。當我們面對來自異文化的新詞彙。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如何翻譯。《獻燈使》中的人物義郎正是在實踐這一點。他把“禁止外語”這一荒謬的法律反過來加以利用，轉而進行一種富有創造性的行爲，這是他對壓迫的一種抵抗方式。關於世界文學的思考《經濟觀察報》：您曾質疑“國境”或“國籍”在文學中的意義。請問您是如何看待“世界文學”這一概唸的？多和田葉子：首先必須意識到，人的出生與成長的國家、現居住的國家，以及國籍這三者往往並不一致。對於作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選擇“用哪種語言寫作”。我選擇了日語和德語作爲創作語言，但這並不是我在所有語言中自由選擇的結果。我偶然出生於日本，移居德國時也並沒有其他選擇，可以說是命運使然。但無論選擇了哪種語言，關鍵在於你如何面對這種語言的歷史與特性，這是個體能夠做出的選擇，國籍也是一樣的。語言或國籍本身與個人的身份認同並無相關。《經濟觀察報》：這是否意味着，出生地沒有意義？多和田葉子：當然不是。我並不是想說“在哪個國家出生”毫無意義。出生在日本的人，理應承擔日本的歷史；出生或生活在德國的人，也應對德國的歷史負起一定的責任。這種“責任感”指的是，我們應當從祖先犯下的錯誤中不斷進行多角度的反思，努力避免重蹈覆轍，而這種責任感也會反映在我們書寫的文學當中。《經濟觀察報》：在您看來，世界文學最重要的是什麼？多和田葉子：我認爲世界文學中最重要的是“翻譯”。翻譯者必須兼具對母語與外語的文學知識和文學感受力。過去，這樣的翻譯者教育並未受到足夠重視。我認爲今後應在大學教育中積極開設“文學翻譯學科”。同時，也應該設立更多的翻譯獎項。

(本文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
---------------------------------